2014年7月19日，《华西都市报》第十一版艺术圈。原文如下：

　　书画究竟是“小道”还是“大道”，历来就是有争论的。我们不妨多看一下对这个问题的不同阐述。

　　绘画方面，阎立本曾以做画师为耻；书法方面，从东汉赵壹的《非草书》开始，类似“书为小道”的论述便屡见不鲜。比如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就曾说：“然君子立身，务修其本。杨雄谓：‘诗赋小道，壮夫不为。’况复溺思毫厘，沦精翰墨者也”！唐太宗说的就更直接了：“书学小道，初非急务，时或留心，犹胜弃日。”（李世民·《论书》）康有为也曾称书法为“艺之至微下者”，其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写道：“夫学者之于文艺，末事也。书之工拙，又艺之至微下者也。学者蓄德器，穷学问，其事至繁，安能以有用之岁月，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？”

　　而在另一些阐述里，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，又往往被赋予极高的地位。比如，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开篇便言：“夫画者，成教化、助人伦、穷神变、测幽微，与六籍同功，四时并运。”符载看到张璪做画直接感慨说“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，真道也。”（唐·符载《观张员外画松石图》）张怀瓘在《六体书论》中说书法“其趣之幽深，情之比兴，可以默识，不可言宣。亦犹冥密鬼神有矣，不可见而以知，启其元关，会其至理，即与大道不殊。”清人翁方纲同样指出：“书非小艺也，性情学问，鉴古宜今，岂一二说所能尽乎？”（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三十二《跋董文敏论书帖》）类似之论，不胜枚举，而其中以画家石涛说得最为直接：“书画非小道，世人形似耳。出笔混沌开，入拙聪明死”。

　　其实，深入思考，我们不难发现三点。其一，那些将书画视为“小道”的理论阐述更多的是从儒家思想的立场出发。子曰：“志于道、据于德、依于仁、游于艺。”作为“艺”的书画在正统的儒家思想系统中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因而自然不能成为君子立身的全部。但视为小道亦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。同是从儒家思想出发，项穆在《书法雅言》中写道：“法书仙手，致中极和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，宣道义之蕴奥，继往圣之绝学，开后觉之良心，功将礼乐同休，名与日月并曜。岂惟明窗净几，神怡务闲，笔砚精良，人生清福而已哉！”其二，无论是孙过庭、李世民、康有为，还是其他视书画为小道者，在书画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这亦让我们无法落于语言文字的筌蹄。其三，书画在这方面的“遭遇”其实和中国其他艺术颇似，比如，文学在曹植那里是“经国之大业”，在扬雄那里便成了“壮夫不为”的“小道”。这也许正是中国人艺术观念的绝妙之处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“小道”与“大道”之争实际上“无争”。这些看似不同的阐述恰恰进一步说明，在中国艺术家看来，书画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技艺，简单的“能写会画”是不能称之为“书法家”和“画家”的，唯有将书画创作与道相通，并以之悟道，方为“真书”、“真画”，至于能否成为专业的“书家”、“画家”并不那么重要。中国的书画家始终注重以艺合道，以艺显道，正如宗白华先生在《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》说的很清楚：“中国哲学是就‘生命本身’体悟‘道’的节奏。‘道’具象于生活、礼乐制度。‘道’尤具象于‘艺’。灿烂的‘艺’赋予‘道’以形象和生命，‘道’给予‘艺’以深度和灵魂。”至于这个“道”，“天人合一”也好、“顺任自然”也好、“明心见性”也好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便需要书画家究其一生去探索体悟了。

　　在当代人的书画美学著作中，曾经给我很大启发的是熊秉明先生的《中国书法理论体系》和徐复观先生的《中国艺术精神》。他们的观点，也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与思考。熊先生以简明的语言将玄奥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，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的哲学基础，最终指出“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。”透过书法，我们可以最好的理解中国文化，走进中国文化。而徐复观先生则以深刻的洞察指出，中国画家，尤其山水画家的目的便是要在精神上与老庄追求的“道”为一体，在寄兴水墨的“体道”过程中，求得自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。

　　所以，对离传统已经太远的当代书画家而言，“书画非小道”的文化自觉意识尤为重要。要“正本清源”，首先应该从书画观念认知和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开始。书法和国画的学习与创作实际上是一个自我修炼和自我成就的过程，只有将书画视为“大道”，才能抛开功利性，才能不陷于卖弄技巧和耍小聪明的俗套，进而以整个生命去体悟印证书画中的无穷玄妙。

　　“朝闻道，夕死足矣。”中国的书画家可以在笔墨情趣中体道悟道，实在是一种幸运。只是，今日有多少书画家能够真正懂得并且珍惜这份幸运呢？

作者系著名书画家，北京大道堂艺术馆馆长